Whimo

前言：这篇文章是我上学期参加关于兰波的《地狱一季》séminaire时写的期末dossier，我是文学硕士所以这篇主要是结合史料的文学分析，原文是法语，翻译成汉语变得更加拗口，我也是才发现翻译自己写的东西居然这么难！原谅我垃圾的汉语！请勿转载或挪用本文的任何内容！

偶然性的结晶体：阿蒂尔·兰波与路易·安托万·德·圣鞠斯特生平之比较

1/ 引言

  同样英俊、年轻、思维聪敏，同样头脑中激荡着理想主义的风暴，阿蒂尔·兰波与路易·安托万·德·圣鞠斯特宛若一对穿越了不同时空的双生子。在造就他们传奇一生的踪迹中，我们不难发现诸多共同点：致使他们锒铛入狱的出走经历、第一次在同辈中亮相时就取得的惊人的成功，以及他们背离整个世界之前谜一般的沉默。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他们作品中和他们短暂一生中的闪光点对两位年轻人如此辉煌的一生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本文的目的并非为一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寻找答案（例如他们出走和沉默背后的真正原因），而是为了去欣赏体现在他们两人身上的巧合性，为我们对这类人物的迷恋寻找一个动因。

  在随后的文章中，本文将集中对兰波与圣鞠斯特生平中的两个时期进行比较：首先是他们的早年生活，其中包括对他们家庭的介绍，对母亲形象相似处的分析以及关于他们出走经历的简述。而后，文章将比较他们在巴黎逗留期间的活动，在这个时期两人都同时收获了人生中桂冠也遭遇了诸多挫折。

2/ 早年生活：家庭生活与出走经历

  兰波与圣鞠斯特都在埃纳河畔偏远的村落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时代，第一位，让·尼古拉·阿蒂尔·兰波于1854年十月20日生于沙勒维尔，是步兵队队长弗雷德里克·兰波与维塔利·居伊夫的第二个儿子；而另一位，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鞠斯特于1767年八月25日生于德西兹，是路易·让·德·圣鞠斯特·德·里什堡与玛丽-安娜·罗比诺唯一的儿子。圣鞠斯特一家在1776年十月时从德西兹搬家到了布莱朗库尔，这一年圣鞠斯特九岁。

  从他们两人的家庭构成中我们能够指出几点相似之处。首先，同圣鞠斯特一样，兰波也有两位妹妹：维塔利·兰波（生于1858年七月15日）和伊萨贝尔·兰波（生于1860年七月1日）。圣鞠斯特的妹妹们分别是露易丝-玛丽（生于1768年九月23日）与玛丽-弗朗索瓦滋-维克托娃（生于1769年十一月10日）。圣鞠斯特的两位妹妹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关于她们哥哥的记载，但是在安托万·布朗所写的圣鞠斯特传记中提到露易丝-玛丽曾描述到圣鞠斯特"出众的美貌"。与之相对的是兰波的妹妹伊莎贝尔为他的哥哥阿蒂尔创作了诸多文学作品。

  两人的家庭在父亲离开后，分别都由一位具有强烈占有欲和支配欲的母亲支撑着，兰波和圣鞠斯特首先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强硬母亲形象的影响下长大成人的。皮埃尔·米雄在他的书中将兰波的母亲描述为一位"来自乡村的女孩和一位坏妻子、一位痛苦的且不称职的妻子"以及"诅咒与灾难的造物"。维塔利是一位不称职的妻子与母亲吗？是的，或许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七岁诗人》中，兰波便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他同严厉的母亲之间那种复杂的母子关系：

 

母亲合上作业本  

满意而自豪地走了，却没有

从孩子那饱满的额头下的蓝眼睛里

看出他灵魂深处的厌烦。

  但我们不应当忘记兰波夫人同样也是一位饱受苦难的母亲。对于维塔利来说，丈夫在她生活中的存在不过是一个活着的"幽灵"。兰波夫人一个人扛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的重担，同时还要遭受来自他人的审视。我们可以将这位"兰妈妈（la mère Rimbe）"（兰波给自己母亲取的外号）对她儿子严厉专断的态度解释为一种遭受父权社会与宗教双重压迫的结果。然而即便如此，在她于1873年七月给魏尔伦的回信中，还有在儿子死后八年她看到的幻象中，我们仍能在兰波夫人身上感受到一种超越了她自身一切固有成见的爱与人性。

  （注：兰波母亲的事例让我同样联想到了吉伦特派领袖之一及圣鞠斯特未来的政敌雅克-皮埃尔·布里索·德·瓦尔维勒的家庭。布里索的母亲同样是宗教狂热的受害者，然而她依旧抛下无法调和的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在精神失常前一直支持着儿子。）

  圣鞠斯特的母亲也是一个强硬专断的女人，即使现存的关于这位出身于德西兹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的史料少之又少，她对于儿子安托万离家出走所作出的反应或许仍旧可以反映出她的个人性格以及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在所有围绕圣鞠斯特神秘的早年生活的传说中，其中最有名的一个讲的便是他十九岁时（1786年九月）偷了自己家的银器并趁夜逃往巴黎。但根据玛德莱娜-安娜·卡尔玛洛的研究，这起银器失窃案很有可能只是圣鞠斯特的母亲为了让他被捕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事实上，当1786年这年圣鞠斯特离开家时，他只带了那些他从去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遗物，其中包括了几把手枪和军装上的绶带。然而圣鞠斯特夫人的计划最终还是奏效了，圣鞠斯特于九月29日被捕，随后在圣科隆布受审。

  我们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这个不近人情的母亲的形象正是迫使两个孩子离家出走的动因之一。然而除了他们严厉的母亲，不难察觉他们的出走同时还是家庭另一部分吸引的结果。即使兰波和圣鞠斯特在年纪很小时便失去了他们的父亲，父亲的幽灵却仍旧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们踏上寻找自己的旅途。

  安托万·圣鞠斯特的父亲路易·让·德·圣鞠斯特·德·里什堡曾是一名骑兵队军官，他在全家搬家一年后便撒手人寰。对圣鞠斯特来说，父亲的离世仿佛并没有在他心中引起十分巨大的内心波动，至少在他那些没有毁于热月的文件中几乎没有找到任何同他父亲有关的内容。然而在他被监禁时写下的二十节长诗奥尔冈中，存在着一个与他同名的角色：骑士安托万·奥尔冈，桑斯大主教的私生子，在诗中他为了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而踏上了充满风流冒险的旅途。

安托万·奥尔冈，是那神职人员的儿子

正穿越无数海岸沿途寻找

身边由他那天使护卫陪伴。

  他在此处是否暗示在自己想象的最深处还存有着寻找父亲的渴望呢？或许的确是这样。但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在圣鞠斯特这篇充满谵妄与混乱的长诗中找寻真相。

  另一方面，由于父亲的缺席，兰波在他的诗《回忆》中借幻想中的场景描绘了自己破碎的家庭。我们在诗中看到他的母亲"在附近的草地上站得过于笔挺"，这位绝望的"女士"失去了她最后对于"夫妻信仰"和对她丈夫的信心。借助"水"的意象作为比喻，我们看到兰波夫人像阴沉的河流般"一片冰冷、漆黑"，失去了阳光的照耀（阳光比喻她的丈夫），"向着男人离去的方向流淌"。而兰波这个方才六岁的孩子，失去了消失在远方的父亲，失去了这个再也不会漂浮在这汪"忧郁的水面"上的幻影，他最终成为了被囚禁于"这无边水面"上的一艘"无法移动的小舟"。

  兰波的父亲离去了，留自己的儿子连同对自由的渴望一起扔在这个"狗窝（nichée de chiens）"一样的家里。然而他作为幽灵的影像却在他离开时长时间徘徊在兰波的心中，此后兰波终其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父亲这个意象的寻找。作为一个同他父亲一样热爱冒险的人，兰波甚至也曾在1883年五月6日从哈勒尔写给朋友们的信中表达过自己想要组建家庭的渴望：

 "或许我在几年后不知道哪一天能够在一个我喜欢的地方落脚并找到一个家，并且能至少生一个儿子去让我用余生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抚养，用这个时代最先进的最完整的教育去培育，直到我看着他成为出名的工程师，成为一个靠科学变得强大富有的人？"

  对兰波与圣鞠斯特的童年的比较诞生出了一种家庭的隐喻，这种我们称为"家庭罗曼史"的家庭隐喻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从二十世纪开始被大量应用于文学批评当中。在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与家庭罗曼史》中，作者试图通过"虚构运作化历史"来构建一个家庭的隐喻以达到描述法国大革命参与者总体精神面貌变化的目的。这个版本的家庭罗曼史由几部分构成：一位正在衰落的"好父亲"（国王路易十六），一位"坏母亲"（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一群怀有对自由的热烈渴望的孩子们，但首先是"一伙兄弟们"，他们试图用一个新的由博爱（又称作兄弟爱）统治的新家庭取代原来的旧家庭。此刻，我们看到旧社会的专制王权被现代的兄弟爱所打败，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新的父权制从他前身的废墟中拔地而起？毕竟在"坏母亲"被一同征服后，家中的姐妹们被平等这一幻影所欺骗，在十八世纪末到整个十九世纪都受尽奴役和压迫。

  然而，在圣鞠斯特和兰波那里，我们却看到了一个稍有不同的家庭罗曼史。一方面，父亲虽然离去了，但是却一直作为活着幽灵作祟于儿子们的脑海中。因此，这位大家长的缺席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渴望，而是一种现实。（注：林·亨特在她的书中强调了一种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便已经存在的"对家长缺席的渴望"）另一方面，在一个没有男人的家里，被抛弃的母亲成为了家庭里的"男人"，这一转变是由于包括了社会偏见在内的外部压迫而不是由于母爱所导致的，典型的例子便是兰波夫人的遭遇。在这个家庭罗曼史的隐喻中，弗洛伊德的象征被改变了。我们在他们的家庭中看到的不再是一个扮演旧秩序守卫者的"好父亲"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男性化的母亲在继续维持家庭的秩序。或许很有可能是这种被构建的家庭的失衡让兰波与圣鞠斯特看到了所谓正常的人生轨迹的脆弱与虚伪，以及一种从中逃离或将其整个颠覆的可能性。

  被失衡的家庭所创伤，被困于一个萧瑟的小镇，逃向外界正是一种深入这两位天赋才华的年轻人内心的深切渴望。他们想要逃避什么呢？或许就像弗雷德里克·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说的一样，是为了逃离"一种可以预见的、被构建的、悲惨地命中注定的现实生活"，一套"可怕的人生三部曲：受教育-工作-衰老"。但不论如何，在逃亡之后，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被母亲介入强行遣返之前，1870年十月7日，"快乐且平静"的兰波第二次离家出走后在沿途的小酒馆中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并写下了《绿色小酒馆》和《狡黠的姑娘》。另一边，圣鞠斯特在一段时间的文学创作生涯后（期间主要作品有长诗《奥尔冈》、剧本《丑角-第欧根尼》、一首写给演员杜布瓦的讽刺短诗以及写给多尔弗耶先生的诗），他转而全身心投入政治事件并开始同当时最有名的革命家建立联系，其中就包括卡米耶·德穆兰和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

3/巴黎的生活：文学与革命

  兰波与圣鞠斯特两人在巴黎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是这个阶段却在他们的一生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他们在巴黎的生活主要贡献于两项事业：写作与革命。 

  阿蒂尔·兰波的写作生涯开始要比圣鞠斯特早得多，在他还没离开家去巴黎之前，兰波就已经开始了创作。当他仍在罗萨学校还未毕业时，兰波已经写下了一些拉丁语和法语的文章，在1870年一月，他的第一首诗《孤儿的礼物》被刊登在杂志上。兰波接下来的作品诸如《奥菲莉亚》也展现了他惊人的写作才华。自1871年起，兰波多次前往巴黎，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参与了巴黎公社的诸多运动，同时还结识了魏尔伦和巴那斯派诗人们，也就是兰波口中的"粗人"们（les Vilains Bonshommes）。在寄出几封信件和自己写的诗之后，兰波被巴那斯诗派的文学小圈子所接纳，然而正如我们所知，兰波对他自己的才华和在巴那斯派文人之中获得的成功并不在乎，在他的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对"中介"（médiation）的拒绝。这种对"中介"的拒绝，伴随着一系列文学生涯的自杀行为（诸如他同魏尔伦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自己作品出版的冷漠）使他在"中介"这一概念逐渐支配十九世纪社会的时候成为了同当代文学的虚伪性决裂最积极的行动派。

  然而对圣鞠斯特来说，在他投身政治生涯之前，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够长。由于缺少关于他革命前生活的可靠记载，我们很难追寻他作为诸多诗歌作品作者的生平经历。然而通过圣鞠斯特故居保护协会主席安娜·昆尼迪的研究，我们得以开始了解圣鞠斯特作为一个尝试进入十八世纪文学圈的剧作爱好者的相关活动。安娜·昆尼迪发现圣鞠斯特是一首写给多尔弗耶先生的无名短诗的作者。后者菲利普-安托万·多尔弗耶，人称"雅各宾传教士"，是一位喜剧演员、剧作家，同时在革命之后还成为了雅各宾派革命家。这首短诗是圣鞠斯特在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陷前的几个月中给多尔弗耶写的一首赞美诗，在诗的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中我们都能看到圣鞠斯特对于多尔弗耶表演艺术的评价：    

告诉我你的艺术

是如何灵巧地走进我的心房

从暴怒到柔情，

从惊喜到苦痛。

（...）

没有斗争荣耀便显得毫无意义；

请跟随你炽热且纯洁的灵魂；

你的话语就像那自然，

未曾耳闻者该有多么不幸！

  这首诗在两年后于1791年被多尔弗耶本人发表于名为《神奇的爱国路灯，或对贵族的仁慈之举》的小册子中，彼时，多尔弗耶正要求加入法兰西喜剧院。在这本小册子中，多尔弗耶将整整五页的篇幅贡献出来用于引用圣鞠斯特的长诗《奥尔冈》。作为一篇并没有在那个时代获得多少反响的作品，《奥尔冈》被多尔弗耶大量引用本身就已经证明了两人之间足够亲密的友谊。除了这首赞美诗之外，圣鞠斯特还为某位姓杜布瓦的演员写过一首挖苦诗。

  因此，我们可以说圣鞠斯特就像同时代的革命家诸如奥兰普·德古热和法布尔·戴格朗汀一样曾经在成为革命家之前致力于在当时的文学圈获得一席之地。通过这首给多尔弗耶德赞美诗，我们能够想象1789年在革命爆发前的三四个月，圣鞠斯特仍旧是个怀揣着理想主义文学梦想的年轻人，就像1871年经由魏尔伦的介绍开始拜访巴那斯派诗人的兰波那样，他定期穿梭于布莱朗库尔和巴黎，流连于巴黎的剧院试图同当时的文人建立联系甚至为他未来的剧本物色演员。圣鞠斯特将他在文学方面的野心同样写在了《奥尔冈》的前言里："我二十岁了；一事无成；我将会做得更好。"然而在几个月之后，他的心思都将被巴士底狱被攻占后的一系列社会动荡所俘获。可是直到成为革命家，圣鞠斯特仍未放弃他对于文学创作的执念，在1792年时他还曾计划同朋友蒂利埃一起修订剧本，然而由于时间不足，这个计划最终也被政务所取代。圣鞠斯特的个人传记电影通过他在朋友皮埃尔·维克多·蒂利埃面前的独白向我们表象了他人生中这一转折时刻：

  

  我被爱国主义的风暴烧灼着，不要笑我，我有时候仿佛感觉我发现了从未有人提到过的事情。（...）我太年轻而且我不够博学，但是我感觉我是最贴近自然的那个人。我想探求准则与和谐，但是这还不够，我想拥抱一切！一切！"

  对于圣鞠斯特和兰波来说，反抗的精神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他们的写作之中，在他们早期的作品里到处都能发现他们对宗教的批判。据弗雷德里克·托马斯所言，这种对宗教的批判首先是一种政治性批判，这是因为它批判了宗教机构以及同它相关联的权力。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教士作为法国的特权阶级之一控制着每个城镇市政的权力并强制向第三等级征收名为什一税的税款。对宗教的批判是圣鞠斯特与兰波革命思想的第一个共同点。在他的讽刺长诗《奥尔冈》中，圣鞠斯特就已经揭发了教会的腐败：

  

人们买卖奇迹，

而吝啬之人启示神谕，

爱之神明，穷人之神明，

明码标价贩卖着慈悲。

  同时，教会虚伪的慈悲也是兰波在1870年的作品批判的对象之一。尤其是在他的诗《罪恶》中，兰波控诉了宗教机构对"教会长女"的子民们所受苦难的冷漠：

当可怕的疯狂粉碎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将他们化为一阵浓烟；

——可怜的死者！倒在夏日、草原，大自然的怀抱中，

大自然呵，是你创造了这些圣洁的生灵！......

有个上帝还在微笑，向着祭坛上的锦缎，

向着香火和金质圣餐杯微笑着，

他一定是在赞美歌中睡着了；

  圣鞠斯特在1792年25岁时开始参与大革命，这年他于九月5日被选为埃纳省的代表。在国民公会中，圣鞠斯特位列山岳派议员之间，作为公会中最年轻的代表，圣鞠斯特从在十一月13日发表了审判国王的演讲开始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差不多一年后，他于1793年五月31日入选成为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一员，该委员会直到1794年热月政变之前都一直是革命政府的权力中心。

  对于圣鞠斯特来说，革命与政治参与从此后开始成为了他的一种职业，他毫不犹豫地将他短暂一生剩下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那个他认为将诞生自由的风暴中心。作为一名议会代表，圣鞠斯特首先是一位十分独立且有洞察力的革命家。他绝非热月党谣言中的那个"罗伯斯庇尔的造物"，而且事实上，早在热月政变之前，他同罗伯斯庇尔之间就已经存在许多政治分歧，这些分歧很可能产生于牧月22日法令的颁布。虽然如阿尔贝·奥利维耶所说，在热月政变前夕，圣鞠斯特"并未完全同山岳派决裂"并且还能够"在左派中获得支持"，但他最终仍决定同自己的战友们分享共同的命运。在他看来，除了革命，已经不存在其他任何道路。如果说圣鞠斯特并不完全认同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与美德，那么他更加不认可一个被巴雷尔或科洛·德布瓦所领导的共和国。对他来说，此刻比死亡更加恐怖的便是看到革命的失败，正如迪奥尼斯·马斯科洛所言：

圣鞠斯特的非人性体现在他不像其他人有着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他来说生活只有统一的一种；而他的这种生活已经造就了一部传奇。

  恰恰相反的是，对于兰波来说，革命远非一种职业，然而革命对他来说仍旧是创作重要的灵感来源。就像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一样，巴黎公社爆发的革命同样致力于创造一个全新形式的社会：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17岁的兰波在1871年三月18日公社成立后参与了公社的起义斗争，他在这场革命中的踪迹已经难以追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曾在公社的战斗中加入过突击队。而正是在这期间兰波写就了他的诸多公社诗歌，其中包括《巴黎重繁》、《巴黎战歌》、《穷人们到教堂去》以及《让娜-玛丽的双手》等作品。同样受思想上激进主义的影响，兰波开始批判巴那斯派和浪漫主义派的诗歌，在同朋友的通信中，他阐释了自己融汇进诗歌中的革命性思想。公社的革命对于兰波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他文学创作生涯新的开始。

  

  然而不管如何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最重要的是革命使他们对幸福的追求成为了一种可能。对于圣鞠斯特来说，幸福是诞生于欧洲的一种同自由密不可分的新概念。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广义的对于全体法国人甚至全人类的幸福。在他的《共和国制度论》中，圣鞠斯特特别强调了在寻求幸福的道路上人民的自主权和独立性：

"人民只要建立起要将个人幸福托付于统治者的固有成见，那么他们就无法长久地保有自己的幸福。"

  而对于兰波来说，在《地狱一季》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他对于社会所安排的幸福的（所谓"被构建的幸福"）的拒绝。他在文中自我辩解道自己"过于不守纪律"且"过于虚弱"，以至于无法适应"通过工作实现价值"的人生。就像圣鞠斯特一样，兰波同样反对被社会所强行赋予的幸福，但他也同时看到了他所追求的"负面的"幸福的"不幸"：对于他来说，生活便是逃离"被构建的幸福"以及对美的追求，而这两者造就了他的不幸。幸福或许是积极的，或许是消极的，但对于圣鞠斯特和兰波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自主且个人化的概念。

4/总结

  现如今，人们一直将兰波与圣鞠斯特看作只生活在他们的青年时期的天才。在弗雷德里克·托马斯的书中，我们或许可以如此定义我们在这些英年才俊身上看到的美好品质：

  

正是出于真诚和天真而对幸福所持有敏锐的知觉，在二十岁时，人们只能看到不幸的一面。（...）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正是这种感知无形罪恶的负面的知觉，用保罗·尼赞的一句话总结来说便是一种准确的具体的知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并不是像人该有的样子那样去生活。"

  兰波和圣鞠斯特的整个青年时代都是一场为了追寻自由与幸福而行进的旅途，他们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只属于年轻人的去选择自己所期望的未来的可能性。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时还看到了一种背弃整个世界向可悲的成人世界说不的勇气。迪奥尼斯·马索科洛曾在圣鞠斯特选集的前言中将圣鞠斯特的人生定义为一种"无法严格解释的偶然性的结晶体"，"仿佛是他本人自己要求如此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在两百年后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块水晶的余晖，当圣鞠斯特的演员帕特里斯·亚历山德烈在一场车祸中溘然长逝；除此之外，比利时青年导演让·穆尔德尔在结束S/J FOSSILEA拍摄一年后自杀离世，而他这部受新浪潮影响的关于圣鞠斯特的电影仍秉持着对全球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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