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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革小说-翻译-一位革命家的故事(一)

前言:

  本文译自le cherche midi于2014年出版的小说BRISSOT, LE ROMAN D'UN REVOLUTIONNAIRE,作者Michel AUBOUIN。本书作者出身巴黎近郊小城沙特尔(Chartres),讲述了以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为首的一部分生于沙特尔的革命家的故事,作为后人口中吉伦特派名义上的“领袖”,布里索的故事和事迹可以向我们展现在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之外的另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团体的关系图景。本书观点不代表我的个人观点。我原本的计划是继续翻译布里索的回忆录,后由于种种原因我打算先翻译一下这本小说,全当备考TCF和DALF之余给自己解解闷。本书为原创男主第一人称叙事,夹杂大量史实叙述,文中人物和地点我会用括号标注原文(我电脑没装法语输入法,调号我就不加了,不要打我)。另外此书没有章节和章节名,因此我会根据剧情动向和自己的精力酌情断章。法语水平有限,如有不足恳请摘指,大家的阅读就是我最大的动力啦,手头还有其他几本关于法革的小说,如果看的人多我有时间会一并翻译?

LE ROMAN D'UN REVOLUTIONNAIRE

一位革命家的故事(一)

  三辆载着犯人的囚车中午时出现了,后面的第四辆里装着可怜的瓦拉齐*(Valaze)的尸体。这几辆囚车先后穿过了新桥(Le Pont-Neuf)、拉莫奈(la Monnaie)、奥诺雷街(Honore),最后是弗洛伦丁(Florentin)。雨下得更大了,街道和河岸上挤满了人,我们在雨中打着寒战。在通向杜伊勒里的桥旁,不可撼动的断头台屹立于革命广场上,刀刃被前一批犯人的血染得鲜红。布里索的同僚们一个接一个依次被排成一列,在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他们齐声唱道:

  “不自由,毋宁死

     这是法兰西人民的格言。*”

  在这二十余人中,布里索是最后一个走上断头台的。

  我多想陪伴在我的朋友身边,就这最后一次。大雨如注,有个街头歌手向路边几个闲人唱道:

  “布里索想要君主制,

     而我们却想要自由,

     就是这事儿让他犯难;

     他打着算盘要称王,

     却不料上了断头台,

     直教人拍手称快。”

  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气给他一拳。

  铁质的刀刃永远无法使我们分开,即使它削断了躯干与头颅。眼看十月份将要走进尾声,离八九年七月那个充满希望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历史到底是如何突然扭转了方向?到底是什么阻挠了她进程?我扪心自问,得抓住事件的导线才能找到历史的裂隙。

  我想起来了,最初是一些人的叫喊声,人群行动的噪声从远处传来,之后所有人都开始奔走。巴黎人忘记了眼前的烦心事,回应着人群的号召,无论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一场火灾、一件溺亡事件、一次逮捕或是一次垮台。人们对大街上的斗殴熟视无睹,因为这于他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重新走上街头,我同他们一样不假思索地加入了这些意义不明的行动,人们像迅雷般涌入圣奥诺雷街,推挤着排列在那儿的出租马车。孩子们四处乱跑。在店铺的门口,工匠们扔下了他们的围裙,街边的狗狂吠着。一位面色和蔼的护士长用刺耳的声音喊叫着:“到巴士底去!到巴士底去!”去巴士底?为什么?因为那儿关押着急需尽快转移的特殊犯人吗?人们都说那里囤满了枪支。然而,无论是谁只要曾经接近那里就会发现这座古老的要塞昂然屹立、坚不可摧。

  涌入广场前人群停下了,后继前来的好奇的人群你推我搡,几尺外的排水沟阻断了我们的去路,谁也不想翻过去,谨慎和好奇心总是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有一小队人开始在城墙脚行动,有些穿着衬衫,另一些穿着制服。所有的吊桥都已经被拉了上去,八十二位残老士兵被指派轮流守卫要塞,他们同时在低处的枪眼安置了十二挺随时准备发射的步枪。从我们所在的位置来看,事件的走向充满未知。人们告诉我们里边正在进行谈判,由一个叫杜里奥(Thuriot)的律师负责,但是后来他从巴士底狱走出来时没能说服德劳内先生(de Launay)放弃抵抗交出要塞。躲避在要塞内的院子中并精通法律,这位官员被他的瑞士卫兵们包围着,坚定地等候着进攻。这时,在排水沟前重新聚集起一群身穿蓝色制服的法国国民自卫队士兵,他们由一位叫埃利(Elie)的皇后卫队下士指挥,他为了这个机会又重新穿起了那身豪华的制服。另一队人马在更远的地方汇集起来,这个小队由城区的工人们组成,这些工人们有劳动者和工匠,他们围在一个身材高大的领袖身边,这个人是他们的钟表匠,穿着夺目的匈牙利制鞋商的传统服装,多数好奇的人远远地看着他们。

  就这样,在城堡的城墙下,在阻塞了入口的大木门的正下方,在守城者步枪的射程之内,卫兵们从城堞的间隙中时隐时现地看到一小队士兵组织了起来。他们的领头人之一是一位下士,凭借自己的坚定意志脱颖而出,眼前的危险仿佛丝毫没有让他退缩。也许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他的发色,他有一头红棕色渐红的长发,在这燃烧着狂怒和烈焰的世间他便是烽火中最炫目的光芒,他一直是一出动人心魄的剧目中无声的英雄。呆在远处的人们不敢靠近,便为他加油鼓劲,那些又惊又奇的妇女们用目光一直追随着他。我很难辨识出他的相貌,但这时人群中开始流传起他的名字,我才想起这个人我其实并不陌生。

  是塞维郎·德格拉维耶*(Severin Desgraviers)!我怎么能忘记他呢,他是检察官德格拉维耶先生最小的儿子,爱米拉(Emira)最年轻的哥哥。我还记得这个英勇又好斗的红发青年曾做的那些个蠢事。即使隔得很远,我也确信无疑一定是他。塞维朗长高了,身形依然柔韧灵活,脸上还满布橙红色的小雀斑,仍旧是那头惹人注目的红发,披在脑后像骏马的尾巴。

  人们怒吼着,叫骂着,但仍旧是士兵们在作战。只听一声枪响,人群后退了一步,而后陷入了沉默,人们为此焦虑不安而又胆怯起来,正应了要塞里攻击者的诡计。这时一位名叫桑泰尔(Santerre)在城区十分有声望的啤酒商站了出来,他号召人们不要再等下去,应该立刻向城堡开火。可是向城堡开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巴士底狱的城墙足有三十尺厚,构成了一面难以逾越的防卫工事,我们这群没有武器的人根本无法攻占。无论何时,统治者的大炮都能轻易击溃城墙下聚集着的渺小的人群。

  正当人们犹豫之时,一位身穿衬衫的车匠手持一柄斧头一跃冲向前去,他爬上了城门附近警卫室的屋顶并试图砍断拉起城门的锁链。城堞中卫兵射出的子弹如雨点般落下,这位工匠继续他手头的工作,无人能挡。最后在他身边,城门落下了,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和四散的浓厚灰尘。一时间,人们纷纷越过了排水渠,枪声从四处响起,城墙内弥漫起硝烟,人们中了第一道围墙的埋伏,无数进攻者倒下了。一时间城堡内哭声震天,妇女们尖叫着,人们行动起来反击,或者撤出伤员,空气中散布着火药味,一场战斗在所难免。

  马上,后来那批没能进入要塞的人们行动起来向外传达了委托。检察官来了,走在鼓手和旗手的前面,一听闻发生了大屠杀,他便从市政府赶了过来。只见在塔楼顶端的那些残老法国士兵挥舞着手帕,而在更下方的瑞士雇佣军们不顾他们的举动继续射击前来的代表们。前来的代表不得不退回混乱的人群中,战斗又开始了,一直持续了五个小时。瑞士士兵们向人群瞄准射击,无数内有家室的勇敢父亲们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街道上。在巴士底狱城堡里,德劳内先生威胁要点燃存储的三十五桶炸药来炸毁整个城区。直到炮兵的介入,才打破了这个僵局,国民自卫队的士兵们将大炮一字排开,人潮向后撤退挤退了那些后排的围观者。大炮的第一次齐射只损坏了建筑物的墙面,围攻可能会无限制的延长下去,直到突然,瑞士卫队的队长命令士兵停火,请求进攻者们接受他的停战书,队长意图投降,以便他和他的士兵们能够安全撤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临时领导人未经商讨马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于是瑞士卫队和老残法国士兵组成的守卫部队撤出了巴士底狱,而后德劳内先生走了出来,面色苍白凝重。但由埃利队长做出的保证被征服者安全的承诺从现实看来是难以实现的,当监狱的门一打开,人群便大声叫骂着冲进了要塞中,并不认为自己跟方才的承诺有何联系,他们一心只想为死去的人复仇,他们要凶手血债血偿。人们把矛头对准了法国的残老士兵们却放过了瑞士雇佣军团,他们还用锤子杂碎了两座庭院中刻画着被囚禁着的奴隶们的雕塑,他们砸碎了奴役的整个象征!人群奔向囚室,救出了一个神志不清的老人,他的胡须已经垂到了腰际,居然还在问旁人王国是不是还由路易十五统治着。

  我们这群街上闲人组成的队伍向两边散开,以便让攻占巴士底狱的英雄们和他们的囚犯们通过。当时我离塞维朗·德格拉维耶只有两步之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回头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世界上已经没有德格拉维耶这个人了,先生……请叫我马尔索(Marceau)。”说完他转身离开,没有再理会我。大概就是这时埃利队长和他的士兵们撞上了一伙叫嚣着要屠杀囚犯的狂热分子,德劳内先生当时没走多远刚好在拉格雷夫广场(Place de La Greve)。恐怖的一幕发生了,我看见德劳内先生鲜血直流的断首被插在一杆长矛上,高高举过男男女女的头顶,长矛随着胜利的喜悦摇摆着。再经过圣安托万区(Saint-Antoine)时,为了传递这一新闻,人群掉头走向市政厅,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德劳内先生毫无生气的头颅和巴士底狱的钥匙。就在这时,有个人向我走来,他的衣服和脸上都盖了一层混着生石灰粉的灰色尘土,一看就知他刚才在最前面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迪索(Dussaulx)*,奥尔良公爵的秘书,是个看起来快乐又友好的人。“高兴起来!”他对我说道,“巴士底狱刚刚被攻陷啦,那个专制政府最显眼的象征、那个用密札监禁自由之友的地方不复存在了!伟大的事业将要成功啦!”他说完转身向着天空举起双手大喊道:“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们万岁!”人们马上将他团团围住,跟着他一起欢呼,迪索成了今天的英雄。

  这天晚上,我们齐聚在我们的朋友弗朗索瓦·肖沃-拉加德(Francois Chauveau-Lagarde)*的家里,这离我们最后一次团聚已经过去了好多年!除了我们的主人弗朗索瓦和我以外,在这里的还有皮埃尔·布里索(Pierre Brissot)*、杰罗姆·佩蒂翁(Jerome Petion)*,以及弗朗索瓦·吉亚尔(Francois Guillard)*。

  皮埃尔·布里索第一个举起了酒杯邀请我们庆祝巴士底狱的沦陷。跟我们相比,他更有理由感到喜悦,因为他是我们中唯一一个曾经不幸入狱的人。“这座监狱是一个可怕的象征,我的朋友们,但是跟单人牢房相比,狱中的审问给我留下了更多可怕的回忆。我在监狱里呆了三个月,如果是一个冥顽不化的罪犯也许会活得更自在一些,可是我是无辜入狱的,政府通过极不公正的审判轻易拘押了我。”他还是那么瘦削,那么好动,发际线后移的额头上顶着凌乱的卷发。布里索变了很多,他一听到国内召开三级议会的消息便马上从美国赶了回来。他刚到三十五岁,是我们之中唯一一个没有戴假发的人。

  之后站起来的人是弗朗索瓦·肖沃-拉加德,他坐在布里索的右边,又添了一句朴实悦耳的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将成为伟大事业的第一块基石。”肖沃-拉加德他并没有怎么变,其实我同他经常见面。他在鱼龙混杂的巴黎律师界已经取得了好名声并且承蒙一批常客的惠顾。

  杰罗姆·佩蒂翁不想做最后一个,他即席发言赞美了刚成立的立宪议会。我发现佩蒂翁跟之前比又胖了一些,他作为律师嗓音厚重洪亮,毫不费力就能让大家都听到他的话。身处任何地方,佩蒂翁都能激起周围人对他的好感,如果他当初也选择像肖沃-拉加德一样呆在巴黎当律师,他肯定早已获得了同样的成功,但是佩蒂翁宁愿呆在沙特尔,而且他不愿给自己找麻烦。沙特尔这座诉讼之城的确是生养了一批成功的律师,这也让佩蒂翁成功当选了沙特尔辖区的议会代表。

  弗朗索瓦·吉亚尔坐在桌子的尽头任我们发言,毫无疑问,根据他的习惯他又在脑海里搜刮妙语想要语出惊人。然而这次他到最后也没想到该说什么,于是他索性脱口而出:“先生们,不管未来有什么等着我们,现在让我们尽情享乐吧!”我们都很喜欢弗朗索瓦·吉亚尔,他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师,他的剧本已经让他的名声响彻欧洲,尤其是在他和格鲁克(Gluck)合作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Iphigenie en Tauride)》之后。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丝毫没有被动摇。有些人是由于机缘巧合相识,而我们的友谊诞生于一个事实——我们彼此就像兄弟一般,仿佛我们从一出生就彼此认识。在相同的情况下,我们本可能会彼此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只要一场争论就足够了,然而我们之间从未被不和的阴影所笼罩。将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邻居关系,我们的家庭彼此熟识,并且经常相互来往缔结联系。最重要的原因在我们彼此这一层,我们儿时共同的游戏、泪水和欢笑揭去了我们的脸上的面纱,让我们相处时依旧像孩子一样。当我们最初的学识成熟时,思想将我们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是我们共同推崇的理想准则,我们当时还太年轻,缺乏稳重和谦逊,在学习了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之后就自以为在天下无所不知了。

  我们一直聊了整整两个小时,这时突然一队人闯进了客厅。一个穿着旧马甲的高个子小伙子脱下了帽子,喊道:“请问您们中间有没有一个叫布里索的人?”

  我的朋友站起身,问他需要自己做什么。

  只见这个年轻人转向一个穿着工作罩衫的工人,从他手中接过一个金属物件,接着将它交给了布里索并说道:“布里索先生,这是巴士底狱的钥匙。以巴黎人民的名义,我想将它们郑重地交给您,因为您曾为了反抗专制捍卫自由思想而在监狱中饱受折磨。”

TBC.

[注释]:

1.Charles Eleonor Dufriche-Valaze,吉伦特派,1793年在法庭上自杀。

2.此歌由Adrien-Simon Boy创作于1791年,最初名为《Hymne a la Liberte自由颂》,最后被改编为著名的《Veillons au salut de l'Empire保卫帝国的救赎》,即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的非正式国歌。

3.Francois Severin Marceau-Desgraviers塞维朗·马尔索,大革命时期天才指挥员,1769年3月1日生于沙特尔,1789年加入巴黎国民自卫队,24岁时升为将军,人称“儿童将军”,1796年9月21日在对奥战争中为掩护全军受伤,不治身亡。(下图是我今年三月份在沙特尔拍摄的纪念马尔索的纪念碑)

4.Claude Francois Chauveau-Lagarde,巴黎律师,1756年生于沙特尔,死于1841年,先后曾任吉伦特派、安托瓦内特、罗兰夫人和夏洛特·科黛的辩护律师。

5.Jacques-Pierre Brissot,吉伦特派领袖,1754年生于沙特尔,死于1793年,早年曾是政治宣传册作者和报纸编辑,任公会议员后成为大革命对外战争的宣扬者,同罗伯斯庇尔由于对外战争问题发生争执最终势不两立。

6.Jerome Petion,后任巴黎市长,1756年生于沙特尔,死于1794年,吉伦特派的支持者,同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均为挚友,曾同罗伯斯庇尔一同被民众誉为“自由双子”,后因支持吉伦特派与罗伯斯庇尔决裂,1794年在逃亡过程中开枪自杀。

7.Nicolas-Francois Guillard,剧作家,1752年生于沙特尔,死于1814年,一生为许多知名作曲家写过剧本,包括萨列里(Salieri)和萨基尼(Sacchini),最有名的作品是与德国剧作家格鲁克(Gluck)为剧作改革合作的《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Iphigenie en Tau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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