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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眼中的法国大革命

Vania:

我后知后觉,前两天才刚刚知道明白“罗拔士比”是什么。整理了一些关于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非常有趣。从观点上来说和各国知识分子是差不多的,持激进观点者往往歌颂大革命,而观点较保守者往往拿出“恐怖”为反对革命的理由。




一、康有为




康有为是改良派,他不反对民权,但是反对过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防止革命的爆发。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所述,他曾于戊戌年(1898年)进呈清帝《法国政变考》一书,在他的《戊戌奏稿》里则记载为《法国革命论》。




“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九十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再绵祸八十年……革命之祸,遍于欧洲……而君主杀遂,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




“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亦可鉴也。”




1906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法国革命史论》,其中体现出他把共和等同于“大同”的思想。认为法国大革命“其要旨曰人权平等也、主权在民也、普通选举也,此至公至平之理,圣者无以易之,实大同世之极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之法,而必先以据乱世、生平世,乃能至之。”法国开议院之制时代不当,结果“百二十万人,流血以去一君,卒无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仑为大君,复行专制而已”。




康有为上承王韬,将法国大革命狭窄化为“恐怖时代”,他的描述后来成为对该时代的标准叙事,甚至为李大钊等人沿用。康有为认为,革命暴民“乃烧宫殿、破镜器、焚古书、毁宝物、发陵庙、掘诸名相之坟、焚寺社、毁第宅,法国千年之宝失矣。”




不过呢,他是同情吉伦特派的:“是时法国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尽矣。全法八十六州,皆归心及伦的(吉伦特)党者也……(及山岳党兴,)于是法国革命正党及伦的终,而法之恐怖时代出,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百万人,不亡国几希。”对于吉伦特派的失败,他认为是由于“不忍人之心”。“故当大变,非常柔弱之君子,必以犹豫不忍败;悍毒之奸雄,比以凶忍捷疾胜。”他称山岳派为“屠伯”,影射孙中山革命派为暴徒。




康有为的改良主张是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自戊戌以来,旧则攻吾太新;新则攻吾太旧。革党又攻吾保皇。”




二、梁启超




梁启超早期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最终在1903年决定走改良的道路。




1901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将乾隆比作路易十四:“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祸,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残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




梁启超是个罗兰夫人的粉丝,他还翻译过一本罗兰夫人的传记,这本书其实水平非常糟糕,各种扭曲史实,非常之可怕,之前已经吐槽过一次,更可怕的是现在还有卖一个新译本……所以梁启超你别掺和法革史了你真的不懂……无论如何,他在1902年写过歌颂罗兰夫人的文章:“十九世纪欧洲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与暴民为敌之罗兰夫人党,不得不更敌暴民之友之山岳党。”




1902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两个主角黄克强和李去病分别主张君主立宪和法国式的革命,两人进行论战,体现了梁启超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走改良还是革命道路的挣扎。




其中黄克强说:“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大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罗伯斯庇尔)、丹敦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这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横尸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当18世纪的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可见那一时高兴的理想,是靠不住哩!”




主张革命的李去病反驳说:“即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你说他要不革还行得去么?法国革命那里是甚么罗拔士比,甚么罗兰夫人这几个人可以做得来?不过是天演自然的风潮,拿着这几个人做个登场傀儡罢了。至于说到当日的行为,就是我恁么一个粗莽性情,也断不能偏袒着罗拔士比一班人,说他没有错处,但要把这罪案全搁在他们身上,这亦恐怕不能算做公论哩。那时若不是国王贵族党通款于外国,叫奥、普两国联军带着兵来恫吓胁制,那法国人民何至愤怒失性到这般田地呢?……倘使那时候的法国人不是同心发愤,眼看着把那得到手自由权依然送掉了……哥哥,你设身处地替当时他们想想,这一股子恶毒气,忍得住忍不住呢?到底他们毕竟把联军打退,把共和政体立得确实,虽然是国中伤了许多元气,却在国外是赢得许多光荣了。(眉批:当时巴黎市民若在九原有灵,亦应谢李先生替他昭雪冤狱。)这些元气伤了,谁说不是可惜,但是我们论事,不能光看着一面,你说法国就是没有这场大革命,依着那路易第十六朝廷的腐败政策做下去,这法国的元气就会不伤吗?若不是元气凋敝到尽头,怎么会酿出这回惊天动地的惨剧来?倘使当时法国人民忍气吞声,一切都任那民贼爱怎么摆布便怎么摆布,只怕现在地理图里头早已连法兰西这个名字都没有了。”




(另外强烈建议大家去看《新中国未来记》!网上有!特别精彩!尤其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三、革命党




革命党是基本是歌颂法国大革命的。1901年,革命派在东京的报刊《国民报》主张中国人学习法国大革命:




“昔者法兰西之民,受君主压制之祸最为惨酷。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导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一千八百三十年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国复大革命,影响所及,列国民主党,一时并起,谋覆专制之政府,有沛然莫御之势。”




于是欧洲各国相继“本民主之义,立宪法,开议院”,作者认为本此途径,“我国民可以兴矣”。激进派杂志上,也开始宣传法国大革命及由其肇始的整个19世纪革命时代。同盟会的张继忆述他留日时代,“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所译之《法国大革命》《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




四、辜鸿铭




被世人所公认的清末遗老辜鸿铭的观点真的非常的……神奇。




辜鸿铭尽管效忠清廷,但并不反对辛亥革命,因为他视辛亥革命为中国版的“大政奉还”(大政奉还应该大概是说当时日本的倒幕同盟打倒幕府势力,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他认为辛亥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前者“反朝廷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反对或反抗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与此同时,他把革命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类比,说“雅各宾主义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爱国主义”。所以,当法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雅各宾派应当被摧毁掉。但是在法国,只有拿破仑能担此重任,而在中国,他认为只有袁世凯能担此重任,打倒“革命党及其怀抱中的毫无战斗力的中国孩子军”。(什么情况……)




五、胡先骕




胡先骕主要是作为植物学家而为人所知的,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他还曾与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胡适、陈独秀等人论战。【顺便一提,有人统计过《新青年》中提及的主要大事,发现提及次数最多的是“欧战”(一战),共448次,十月革命287次,袁世凯称帝133次,再其次就是法国大革命,总共提到了93次,而前面的几件事都是当时的时事。】




胡先骕的政治思想是比较保守、自由主义的,比如他认为“个人自由之莫大者,莫过于财产”。他对苏联革命非常敌视,当胡适认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时,他却认为:“吾国近年来急进少年之艳羡苏俄,可谓与法国革命初年英国文士之艳羡法国相若,吾知其失望将亦必有同然者”。




1924年,胡先骕在他的《文学之标准》中评论法国大革命:




“浪漫主义之政治理想,见诸实施者,厥为法国大革命。”




“英人之革命、美人之独立盖以争自由为动机者也。……法国之革命则以争平等为动机者也……前者尚不失精神独立之美德,后者常含有嫉妒之恶德。故英美革命,极少暴行。法国大革命,则杀人盈城也。”




“罗拔士比,恐怖时代之魔王。以杀人为乐,诛其党魁,终亦身受刑戮也。然其言论主张,乃在与卢梭相合。故法国大革命,实为卢梭学派放大之写真。以其动机之不良,法国革命乃为大失败。”




(罗拔士比,恐怖时代之魔王……lol)




六、巴金




巴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法革粉,他曾称自己为“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巴金写过一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巴金故居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过)。此外他为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各写了一篇小说。




巴金在短篇小说《丹东的悲哀》里,写丹东“过分夸张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制造了革命。他说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发起了屠杀,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杀死路易十六。他便这样把人民的功绩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丹东他离开了人民,厌倦了革命,给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装。如今他要用他的历史来激动法国,统治法国,这完全不可能了。他决不能够抵抗罗伯斯庇尔。他只有一条路,死——断头台。”




巴金对罗伯斯庇尔充满赞美之情,他说过一段心情沉痛的话:“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地工作着,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是反动的胜利。”他写过一篇文章《卢梭与罗伯斯庇尔》,他说:“在他一生给予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世界之父的卢梭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一个无上的鼓舞和安慰。”他认为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以自己悲剧的死报答了卢梭。站在先贤祠的卢梭塑像前,巴金说他看到了历史远处的罗伯斯庇尔和卢梭,“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




马拉是巴金必须下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巴金满怀敬意地说自己“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了一个熟朋友似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为马拉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马拉的死》。他写马拉身患重病,却不肯吃完饭,他沉痛地对西孟娜说:“我不饿,饥饿的是人民,还有那些小孩,今天有个瘦女孩站在面包店门口淌眼泪。她告诉我她妈妈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每个面包店门前都围着一群小孩。巴黎这样饥饿,我也不要吃完饭……我只愿我这个身体为了人民的缘故马上化为灰烬。”




巴金反对杀害马拉,他认为科黛破坏了革命,但对她在刺杀马拉后坦然无畏地走上断头台的行为,从单纯的献身精神的角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哥代死得很勇敢”。在《马拉、哥代、亚当·鲁克斯》这篇散文中,他崇敬地将马拉、科黛、克鲁斯(为科黛辩护的青年)三个本是相对立的人物放在一起予以赞美,说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惧怕,没有惋惜。”




1929年,巴金在法国将自己撰写的关于法国、俄国等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所以并不和法革直接相关)的文章编选了一本书,书名叫《断头台上》。他说:“我自己早在心灵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类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祭坛前立下了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












参考文献: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1911” 


粟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


李辉,《巴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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