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mo

Vania:

我后知后觉，前两天才刚刚知道明白“罗拔士比”是什么。整理了一些关于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非常有趣。从观点上来说和各国知识分子是差不多的，持激进观点者往往歌颂大革命，而观点较保守者往往拿出“恐怖”为反对革命的理由。

一、康有为

康有为是改良派，他不反对民权，但是反对过激，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防止革命的爆发。根据康有为自订年谱所述，他曾于戊戌年（1898年）进呈清帝《法国政变考》一书，在他的《戊戌奏稿》里则记载为《法国革命论》。

“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九十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再绵祸八十年……革命之祸，遍于欧洲……而君主杀遂，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

“臣窃观近世万国行立宪之政，盖皆由法国革命而来，迹其乱祸，虽无道已甚，而时事所趋，民风所动，大波翻澜，回易大地，深可畏也。盖大地万千年之政变，未有宏巨若兹者，亦可鉴也。”

1906年，康有为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法国革命史论》，其中体现出他把共和等同于“大同”的思想。认为法国大革命“其要旨曰人权平等也、主权在民也、普通选举也，此至公至平之理，圣者无以易之，实大同世之极也。然孔子早明太平之法，而必先以据乱世、生平世，乃能至之。”法国开议院之制时代不当，结果“百二十万人，流血以去一君，卒无所成，只助成武人拿破仑为大君，复行专制而已”。

康有为上承王韬，将法国大革命狭窄化为“恐怖时代”，他的描述后来成为对该时代的标准叙事，甚至为李大钊等人沿用。康有为认为，革命暴民“乃烧宫殿、破镜器、焚古书、毁宝物、发陵庙、掘诸名相之坟、焚寺社、毁第宅，法国千年之宝失矣。”

不过呢，他是同情吉伦特派的:“是时法国革命之志士，才英民望，一朝尽矣。全法八十六州，皆归心及伦的（吉伦特）党者也……（及山岳党兴，）于是法国革命正党及伦的终，而法之恐怖时代出，大乱绵于八十余年，流血至于数百万人，不亡国几希。”对于吉伦特派的失败，他认为是由于“不忍人之心”。“故当大变，非常柔弱之君子，必以犹豫不忍败；悍毒之奸雄，比以凶忍捷疾胜。”他称山岳派为“屠伯”，影射孙中山革命派为暴徒。

康有为的改良主张是个非常尴尬的位置：“自戊戌以来，旧则攻吾太新；新则攻吾太旧。革党又攻吾保皇。”

二、梁启超

梁启超早期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摇摆，最终在1903年决定走改良的道路。

1901年，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将乾隆比作路易十四:“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祸，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残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

梁启超是个罗兰夫人的粉丝，他还翻译过一本罗兰夫人的传记，这本书其实水平非常糟糕，各种扭曲史实，非常之可怕，之前已经吐槽过一次，更可怕的是现在还有卖一个新译本……所以梁启超你别掺和法革史了你真的不懂……无论如何，他在1902年写过歌颂罗兰夫人的文章:“十九世纪欧洲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罗兰夫人，何以故？法国大革命为十九世纪欧洲之母故，罗兰夫人为法国大革命之母故。”“与暴民为敌之罗兰夫人党，不得不更敌暴民之友之山岳党。”

1902年，梁启超发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其中两个主角黄克强和李去病分别主张君主立宪和法国式的革命，两人进行论战，体现了梁启超和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走改良还是革命道路的挣扎。

其中黄克强说：“天下事，那理想和那实事往往相反，你不信，只看从前法国大革命时候，那罗拔士比（罗伯斯庇尔）、丹敦一流人，当初岂不是都打着这自由、平等、亲爱三面大旗号吗？怎么后来弄到互相残杀，横尸遍野，血流成渠，把全个法国都变做恐怖时代呢？当18世纪的末叶，法国人岂不是提起君主两个字便像喉中刺、眼中钉一般，说要誓把满天下民贼的血染红了这个地球吗?怎么过了不到十几年，大家却打着伙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呢？可见那一时高兴的理想，是靠不住哩！”

主张革命的李去病反驳说：“即如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你说他要不革还行得去么？法国革命那里是甚么罗拔士比，甚么罗兰夫人这几个人可以做得来？不过是天演自然的风潮，拿着这几个人做个登场傀儡罢了。至于说到当日的行为，就是我恁么一个粗莽性情，也断不能偏袒着罗拔士比一班人，说他没有错处，但要把这罪案全搁在他们身上，这亦恐怕不能算做公论哩。那时若不是国王贵族党通款于外国，叫奥、普两国联军带着兵来恫吓胁制，那法国人民何至愤怒失性到这般田地呢？……倘使那时候的法国人不是同心发愤，眼看着把那得到手自由权依然送掉了……哥哥，你设身处地替当时他们想想，这一股子恶毒气，忍得住忍不住呢？到底他们毕竟把联军打退，把共和政体立得确实，虽然是国中伤了许多元气，却在国外是赢得许多光荣了。（眉批：当时巴黎市民若在九原有灵，亦应谢李先生替他昭雪冤狱。）这些元气伤了，谁说不是可惜，但是我们论事，不能光看着一面，你说法国就是没有这场大革命，依着那路易第十六朝廷的腐败政策做下去，这法国的元气就会不伤吗？若不是元气凋敝到尽头，怎么会酿出这回惊天动地的惨剧来？倘使当时法国人民忍气吞声，一切都任那民贼爱怎么摆布便怎么摆布，只怕现在地理图里头早已连法兰西这个名字都没有了。”

（另外强烈建议大家去看《新中国未来记》！网上有！特别精彩！尤其是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

三、革命党

革命党是基本是歌颂法国大革命的。1901年，革命派在东京的报刊《国民报》主张中国人学习法国大革命：

“昔者法兰西之民，受君主压制之祸最为惨酷。十八世纪之末，大革命起，倡导自由平等之义者，声震全欧，列国专制之君闻声震骇……一千八百三十年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法国复大革命，影响所及，列国民主党，一时并起，谋覆专制之政府，有沛然莫御之势。”

于是欧洲各国相继“本民主之义，立宪法，开议院”，作者认为本此途径，“我国民可以兴矣”。激进派杂志上，也开始宣传法国大革命及由其肇始的整个19世纪革命时代。同盟会的张继忆述他留日时代，“除上课外，专在图书馆翻阅该国维新时中江笃介所译之《法国大革命》《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等书，革命思想，沛然日滋。”

四、辜鸿铭

被世人所公认的清末遗老辜鸿铭的观点真的非常的……神奇。

辜鸿铭尽管效忠清廷，但并不反对辛亥革命，因为他视辛亥革命为中国版的“大政奉还”(大政奉还应该大概是说当时日本的倒幕同盟打倒幕府势力，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他认为辛亥革命不同于法国大革命，前者“反朝廷只是表面现象”，本质上是“反对或反抗盛宣怀及其同伙的寡头政治集团”。与此同时，他把革命党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类比，说“雅各宾主义是一种走火入魔的爱国主义”。所以，当法国革命取得胜利后，雅各宾派应当被摧毁掉。但是在法国，只有拿破仑能担此重任，而在中国，他认为只有袁世凯能担此重任，打倒“革命党及其怀抱中的毫无战斗力的中国孩子军”。（什么情况……）

五、胡先骕

胡先骕主要是作为植物学家而为人所知的，毛泽东称他为“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他还曾与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胡适、陈独秀等人论战。【顺便一提，有人统计过《新青年》中提及的主要大事，发现提及次数最多的是“欧战”（一战），共448次，十月革命287次，袁世凯称帝133次，再其次就是法国大革命，总共提到了93次，而前面的几件事都是当时的时事。】

胡先骕的政治思想是比较保守、自由主义的，比如他认为“个人自由之莫大者，莫过于财产”。他对苏联革命非常敌视，当胡适认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时，他却认为：“吾国近年来急进少年之艳羡苏俄，可谓与法国革命初年英国文士之艳羡法国相若，吾知其失望将亦必有同然者”。

1924年，胡先骕在他的《文学之标准》中评论法国大革命：

“浪漫主义之政治理想，见诸实施者，厥为法国大革命。”

“英人之革命、美人之独立盖以争自由为动机者也。……法国之革命则以争平等为动机者也……前者尚不失精神独立之美德，后者常含有嫉妒之恶德。故英美革命，极少暴行。法国大革命，则杀人盈城也。”

“罗拔士比，恐怖时代之魔王。以杀人为乐，诛其党魁，终亦身受刑戮也。然其言论主张，乃在与卢梭相合。故法国大革命，实为卢梭学派放大之写真。以其动机之不良，法国革命乃为大失败。”

(罗拔士比，恐怖时代之魔王……lol)

六、巴金

巴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法革粉，他曾称自己为“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巴金写过一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巴金故居的微信公众号上发过）。此外他为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各写了一篇小说。

巴金在短篇小说《丹东的悲哀》里，写丹东“过分夸张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制造了革命。他说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发起了屠杀，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杀死路易十六。他便这样把人民的功绩揽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丹东他离开了人民，厌倦了革命，给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装。如今他要用他的历史来激动法国，统治法国，这完全不可能了。他决不能够抵抗罗伯斯庇尔。他只有一条路，死——断头台。”

巴金对罗伯斯庇尔充满赞美之情，他说过一段心情沉痛的话：“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地工作着，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是反动的胜利。”他写过一篇文章《卢梭与罗伯斯庇尔》，他说：“在他一生给予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世界之父的卢梭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一个无上的鼓舞和安慰。”他认为罗伯斯庇尔在法国大革命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以自己悲剧的死报答了卢梭。站在先贤祠的卢梭塑像前，巴金说他看到了历史远处的罗伯斯庇尔和卢梭，“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

马拉是巴金必须下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巴金满怀敬意地说自己“读过一些关于马拉的书，我好像认识了一个熟朋友似的。”这是因为“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为马拉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马拉的死》。他写马拉身患重病，却不肯吃完饭，他沉痛地对西孟娜说：“我不饿，饥饿的是人民，还有那些小孩，今天有个瘦女孩站在面包店门口淌眼泪。她告诉我她妈妈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每个面包店门前都围着一群小孩。巴黎这样饥饿，我也不要吃完饭……我只愿我这个身体为了人民的缘故马上化为灰烬。”

巴金反对杀害马拉，他认为科黛破坏了革命，但对她在刺杀马拉后坦然无畏地走上断头台的行为，从单纯的献身精神的角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哥代死得很勇敢”。在《马拉、哥代、亚当·鲁克斯》这篇散文中，他崇敬地将马拉、科黛、克鲁斯（为科黛辩护的青年）三个本是相对立的人物放在一起予以赞美，说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惧怕，没有惋惜。”

1929年，巴金在法国将自己撰写的关于法国、俄国等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所以并不和法革直接相关）的文章编选了一本书，书名叫《断头台上》。他说：“我自己早在心灵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类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祭坛前立下了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他们的壮志前进。”

参考文献：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两个革命的对话：1789&1911” 

粟孟林，《中国知识界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与迎拒（1840-1919）》

李辉，《巴金传》